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从三国时期开始，吴国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了它的南迁之路。

马克思曾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南方没有形成足够的经济基础时，无论从文化还是政治、艺术、哲学上来说，其力量都是不足与北方相抗衡的。这一点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了南北方士大夫集团的优劣势对比上。

本文就将从中国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角度，结合历史，分析南方士大夫集团是如何在与北方士大夫集团的抗衡中，逐渐夺得优势地位并最终确立起来的。

文化重心南移的开端与早期南北士大夫力

量的对比

1、文化重心南移的先决条件

早期南方士大夫集团孱弱的原因，正是南方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北方发达。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南方的长江流域相较，其拥有起步早、科技相对发达、人民相对开化等优势。

在东汉时期，北方对南方经济的领先几乎是全方位的。在南方仍旧依仗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时，北方的青、冀、豫、徐、兖五州加之司隶校尉部的总的面积虽然仅仅只有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二，但是却拥有全国近70%的人口。

其中尤以关中地区最为富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也就是说在西汉中期，关中地区用仅仅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十分之三的人口，却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

从此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无论在东汉还是西汉时期，南方相较于北方，依然存在着地广人稀，开发不足的问题。故而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士大夫集团的力量上而言，南方相对于北方都是微不足道的。

2、南方士大夫力量的崛起

南方士大夫集团的崛起，开端于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孙吴的官僚队伍中，大致由南渡大族及江南土著大族两部分组成。在孙策及孙权统治的早期，南渡大族在其官僚队伍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如张昭，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周瑜，庐江人；鲁肃，临淮郡人（今安徽滁州）。

在孙权在位的中后期，江南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江北大族与江南土著大族的差距被缩小，孙权所倚仗的对象也逐渐由江北大族倒向了江南土著大族——顾、朱、陆、张等家族的势力急速扩张，掌握了吴国的政权，将江北大族逐渐排斥出吴国统治的核心。尤其到了孙皓在位期间，陆氏的地位甚至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

《世说新语··规箴》中记载，孙皓曾询问宰相陆凯一门在朝廷中有多少人。陆凯回答说：“二人为宰相，五人封侯，为将军者十余人。”孙皓听罢也仅仅是表示赞叹而已。《吴录》也记载到孙皓虽然十分暴虐，但即便陆凯犯颜直谏，也会因为忌惮陆氏宗族的强盛，不敢诛杀陆凯。

3、西晋统一后南北士大夫集团优劣势的对

比

司马炎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这一过程中，吴国士大夫集团所遭受的打击可谓是灭顶之灾——从一个割据政权中的“国之栋梁”转眼成为了“亡国之余”。然而此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上，南方士人却仍然不足以与北方士人相抗衡。可是他们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归属。

《全晋诗》中记载了这样一首诗句：“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由此可见，即便江南士族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北方士族相抗衡，但是已经可以不再依附于北方士族之下。

4、永嘉之乱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孙吴时期，虽然江南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却没有改变经济上“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在经过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司马氏的力量遭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对于江南士族而言，他们虽然是“亡官失守之士”，但是王导依然凭借着南渡大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地位，迅速的建立起了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东晋政权。

而与司马家“共天下的”先后有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家；以庾亮，庾翼为代表的庾家；以桓温，桓冲，桓玄为代表的桓家；以谢安，谢玄为代表的谢家。这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南渡后的江北大族，他们先后把持了东晋的政治军事大权，江南土著大族的势力遭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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