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交融、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疆域的无比辽阔、“两都制”的建立、儒家学说的逐步深入人心、传统“华夷之辨”等观念的逐步消解、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共生，为元代文化交融奠定坚实土壤。文化融合深深影响并推进着北方草原文学对美的追求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文学活动的民族融合、审美追求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一是疆域的无比辽阔提供了地理意义上的有益条件。《元史·地理志·序》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代是中国古代又一个更为阔大、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其幅员辽阔堪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之最。元世祖忽必烈极其自信地说：“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1]所谓“四方未禀正朔之国，愿来臣服者，踵相蹑于道，十余年间，际天所覆，咸为一家，土宇之广，开辟以来未有也。”[2]文化的融合没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制约。

二是“两都制”的建立，客观上为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滋养了肥沃土壤。成吉思汗曾对几个儿子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3]“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4]2553牧业极为重要，“出猎射生，纯肉食，少食饭，人好饮牛马奶酪。”[5]重牧贱农成为社会共识，直到元世祖即位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世祖即位，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4]2354建立两都制就成为一重要举措，“逐幸上都，避暑于朔。虑畜牧之妨农，逐水草于广漠；”[6]一方面借两都巡幸保护蒙古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一方面体察民情、了解农桑之事。元人袁桷《龙虎台》一诗说“先皇雄略深，省方岁巡狩。翠华悬中天，问俗首耕耨。”[7]

三是儒家学说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元朝政治统治的核心思想。成吉思汗逐渐接受耶律楚材“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8]的正确观念，欣赏道教全真教丘处机“敬天爱民”“清心寡欲”的主张，为蒙古民族统治接受儒家思想奠定基础。到忽必烈时对儒学的接受就更为深厚、牢固。郝经曾说：“主上虽在潜邸，又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其为天下主无疑也。”[9]对忽必烈推行汉法极为赞同。而“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成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4]年在颁发给日本的诏书中讲：“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4]4601所谓“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其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10]由此可见儒家“天下一统”、民族共存、皆为一体等观念的深入。

四是汉民族文士自觉为蒙元王朝服务，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融史上的盛况。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只有耶律楚材、丘处机等契丹贵胄、方外人物受诏出仕，不能代表汉民族文士的主流，而至忽必烈时期，北方汉人的所有大儒、名士，如赵璧、王鄂、刘秉忠、张德辉、许衡、郝经、“一代宗匠”元好问、词赋状元王鄂等皆云集于世祖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族文士集团，直接为大元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竭尽智慧、奔走呼号。他们从传统经学关于“道统”、“王统”、“正统”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践行一种知行合一、灵活调适的新的华夷价值体系。元代文人杨维桢曾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吾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原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11]强调元朝亦是传统“道统”、“君统”一体实现的王朝。而郝经、许衡等则自觉认为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推崇、实践儒学，就是“正统”、“道统”之所在。所谓“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12]汉民族士大夫主动仕元逐渐蔚为大观，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也就愈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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