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5日-10月5日，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也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当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热火朝天进行之时，为何还要如此劳师动众地召开这个会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文革”“左”的影响，1967-1969年农业生产连续3年下滑。国务院为及时扭转被动不利局面，将农业生产抓上去，决定召开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有点特别。说是北方缺粮的地区来代表，可不缺粮的也来；说是北方地区的会议，可全国都来代表；说是开大会，可期间只有一位领导讲了话；明明是抓全国农业生产的，可主题又是学大寨；明明要重申和坚持一些政策，可文件还要先批判一下。会议总体开得还算成功，最终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草稿）》。报告纠正了一些“文革”中“左”的政策，并提出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毛泽东同志审阅后批示“照发”。由此，全国迅速兴起了一波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段老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会议筹备工作。期间，段老随报道组到山西省昔阳县调研一个月。后来，他是会议简报组一员，全程参了会。他码铅字、搞校对，收发简报，经常往返奔波于会场与印厂之间。整个过程很辛苦，但也很有意思。有些事出乎段老意外。比如，《人民日报》最终登出来的，不是段老他们一行人在昔阳写出的稿子；原稿中的先进典型张老太，最后成了“民主派”反面典型。有些事有点不可理解。比如，坚持允许农民有一些自留地政策，为何会议又猛烈批判“三自一包”等政策。期间，还又发生了几段有趣的小插曲。段老现在细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免又一番唏嘘和感慨。

从哪说起呢？应该是1964年8月份吧，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大寨就成了我们国家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实际上就成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总口号。可以那么说吧，从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十多年时间，我们国家农业农村工作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总口号引领下展开的。现在就把学大寨我所经历的、还记得的一些情况说一说。

农业学大寨，在我看来有三次很重要的全国性会议。第一次是1970年8月25日-10月5日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第二次是1975年9月15日-10月19日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三次是1976年12月10日-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就先讲讲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名称虽然叫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参加的人来自全国，而且也是围绕农业学大寨的主题进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大寨原来是这样成为全国典型的

大寨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农业农村战线的一个典型、一面旗帜，有大寨人艰苦奋斗、自身努力的原因，也有当年社会政治形势发展所需的原因。历史的条件决定了历史的存在。

1970年的4月底5月初，中央将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中央农林政治部六个部门合并，成立了农林部，部长是沙风。农林部成立时，我记得总共有210个编制。6个部门合在一块儿，6个部门的事就得这么些人干，大伙每天都是忙得透不过气。后来国家计委木材分配小组9个人也被划了过来。这样农林部就有219个编制。我当年在办公厅写作组。1972年改成政策研究室。

农林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开始并没有明确这么叫，就是说要开一个农业会议。这是国务院业务组布置的任务。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文革”开始后，国务院机关所有办事机构都被撤销，相关业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国家经济建设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主持下，经毛主席批准，当时几位尚能工作的领导同志组成了“国务院业务组”。当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余秋里、陈永贵都是业务组成员。

会议筹备工作分为两摊：一摊是属于搞会务；另一摊是搞文件，就是准备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因为我们人太少，又从当时的干校临时抽了一批人来。干校的人主要是搞政策调查，就是到农村调查情况。

筹备期间我就参加了一件事，到大寨所在昔阳县作调查，前前后后一个半月左右。当年从北京同去的有人民日报社的一位林姓老同志和一位比我还年纪小的青年记者，三个人。这次去是要去写个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昔阳县学大寨的情况。地方也派出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姓白，都叫他老白；还有一位是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姓范。我当年纯粹就是掺和，用现在的流行话，我是去“打打酱油”。老林早年在太行山就办报，那个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写通讯主要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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